从表面上看,《弦歌》《儒风》是针对当今大学种种弊病的讽刺作品。《弦歌》由四篇中篇小说组成:《开局》写一位刚入职的“青椒”的窘迫情状,《岗位》与《职称》分别写两位副教授谋求升职的曲折经历,《第三种人》写一群女博士的困惑处境。《儒风》由五篇中篇组成:《回归》写一位校长卸任后的遭遇,《换届》《课题》《发票》《评估》则从题目就可看出其性质属于“问题小说”,具体内容都是当今大学里的不正常状态。然而作者的本意绝非讽刺。《弦歌》的后记中声明:“我试图以此来折射现代教育管理体制下高校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处境,展示他们面对重重压力的困惑与无奈,同时也表现他们在困惑中的坚持、无奈中的奋争,以及心灵深处对大学之道的守望。”我相信这不是晓风为了免遭批判而事先挂出的免战牌,而是他发自肺腑的创作意图。试看《职称》中的中文系副教授张有忌,他全心全意地投入教学,在学术研究上坚持“文章不著半句空”,对职称也比较淡泊。如用正常的价值观来评判,他真是一位好老师。但在现行管理体制下,他必须立刻申报正教授,否则不但会失去各种好处,甚至会落到卷起铺盖走人的结局。再看《课题》中的田本纯,是一位出色的长跑教练,他尽心尽力,把东海大学的学生长跑搞得轰轰烈烈。作为一位体育教师,这不是非常称职吗?可是为了晋升职称,年近半百的田老师必须申报“课题”并发表论文,于是他被迫找熟人,拉关系,请客送礼,找人代笔,交版面费,无所不为。田本纯的遭遇,说是“逼良为娼”也不为过!
《围城》中的某些教授丑态百出,主要归因于他们人品不端,例如李梅亭、韩学愈之流,无论置于何时何地都是龌龊小人,怪不得环境或制度。《弦歌》《儒风》中的教授就不同了。他们本是一群淡泊宁静的书生,否则早可“下海”(商海或宦海皆可),不会留在校园里自甘清贫。但是在管理体制与社会风气的双重裹挟下,他们纷纷在浮躁的泡沫中险遭灭顶之灾。《弦歌》《儒风》中的人物当然是虚构的,正如鲁迅所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但作者下笔之时,心里一定浮现出许多身边人物的身影。作为读者的我,也在其中恍惚看到不少熟人的身影,从而感慨倍增。《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叹息说“一代文人有厄”,说明吴敬梓对匡超人之流的主要情感并非憎恶,而是惋惜和同情。我读《弦歌》《儒风》,也有类似的感觉。晓风在《弦歌》后记中说:“我的小说创作不可能改变什么,但也许有可能让同路人悟出点什么。”这让我联想到王瑶先生的两句名言:“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正如加缪所言,尽管西绪福斯推向山顶的巨石一次又一次地滚落,但他是幸福的。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围城》中的某些教授丑态百出,主要归因于他们人品不端,例如李梅亭、韩学愈之流,无论置于何时何地都是龌龊小人,怪不得环境或制度。《弦歌》《儒风》中的教授就不同了。他们本是一群淡泊宁静的书生,否则早可“下海”(商海或宦海皆可),不会留在校园里自甘清贫。但是在管理体制与社会风气的双重裹挟下,他们纷纷在浮躁的泡沫中险遭灭顶之灾。《弦歌》《儒风》中的人物当然是虚构的,正如鲁迅所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但作者下笔之时,心里一定浮现出许多身边人物的身影。作为读者的我,也在其中恍惚看到不少熟人的身影,从而感慨倍增。《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叹息说“一代文人有厄”,说明吴敬梓对匡超人之流的主要情感并非憎恶,而是惋惜和同情。我读《弦歌》《儒风》,也有类似的感觉。晓风在《弦歌》后记中说:“我的小说创作不可能改变什么,但也许有可能让同路人悟出点什么。”这让我联想到王瑶先生的两句名言:“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正如加缪所言,尽管西绪福斯推向山顶的巨石一次又一次地滚落,但他是幸福的。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